从简、帛、通行本比较的角度 论《老子》文本演变的观念、过程和规律

内容摘要 通过对简、帛、通行本比较来讨论《老子》文本演变的观念、过程和规律，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共性

上个世纪最后大约25年的时间里，学者们讨论较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是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通行本《老子》的关系问题，这包括篇次、章次、文字、文句和思想的异同等几个方面。其总体倾向是以帛书《老子》甲、乙本为绝对标准，来裁判《老子》诸本的是非。在这样一种研究心态之下，难免盲目和短视，或者执一以害道，或者看不清《老子》文本发生、发展的内在观念、规律和方向，因而不能不说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和痛快一时的观点。几年前，郭店竹简《老子》发表了，而研究的总体态势依然没有多少改变，绝大多数学者仍然以“逆时性”为研究的绝佳向度，以“复古”为无上的学问信仰，因而再一次造成了研究著作在同一观念上的大肆泛滥。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考察，尤其是通过简本、帛书本和王弼本的比较、分析，力求揭示《老子》文本演变的基本观念、法则和规律——即《老子》文本演变的内在之“道”；同时对于那些妨碍对《老子》进行深入研究的所谓学术“信仰”或“先见”，也作一次深度的思想清理和学术批评。

 一、         从竹简《老子》三组的历时性差异

略论《老子》原始文本的演变问题

 通过其他学者和我的考察，可以肯定在战国中期，乃至更前，《老子》的存在状况当远较郭店简本三组的总和为多。从竹简性质来看，应该把三者分析开来研究。实际上竹简性质的不同，可能还暗含着更多的信息：《老子》的原生形态是否是分散流行，其后才有一部集结成五千言的《老子》书的？甲、乙、丙三组的文本来源是否有所不同？文本的主题或内容是否有所区别、侧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回答的。

简本《老子》分为三组，仅仅是依据它们竹简性质的不同。除此之外，三组的书法笔迹也不一样，这说明甲、乙、丙三组分别是由三个抄手抄写的。但是这一点很难说明文本在时间上的差异，因为书法水平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较大。甲组和乙组简有一些类同而微异的句子，许多学者都已指出。相同的句子见甲组第27简和乙组第13简，通行本在第56章：“塞其兑，闭其门。”而简甲和简乙有异文，很可能是因为二者所依据的底本不同，证之于帛书《老子》甲、乙本可知。帛书甲本沿袭简甲不改，帛书一本则从简乙，是两种抄本流传很久，仍相区别。由此看来，郭店简本《老子》甲、乙组，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本子，且它们渊源各异。另外，简本《老子》甲组的错字较多，这可能只反映了抄手水平的低拙；但甲组的假借字、古字、怪字较多，则深刻地反映了甲组可能是更古更原始的传抄本，与乙组比较起来，抄作时间当在前。

甲组与丙组，都有一段同于通行本《老子》第64章下半段的文字。比较这两段文本，相异之处较多，可以证明甲、丙两组源自不同的抄本。从用字用词来看，两本虽然互有借字，但从总体上来看，甲组用字更古更原始，丙组用字的时代特征则较后，与帛书相近。在文本句式与结构上，甲组比较古朴简炼，丙组则较轻缓舒展。如甲组云“是以圣人亡为古亡败，亡执古亡失”，丙组云“圣人无为，古无败也；无执古□□□”。又如甲组云“临事之纪，誓（慎）冬（终）女（如）始，此亡败事矣”，丙组云“慎终若始，则无败事喜（矣）。人之败也，亘于其且成也败之”。丙组所引两句皆多虚词“也”字，以缓和语气及断句。而这正是帛书《老子》的重要特点之一。由此似可推断，丙组与帛书《老子》抄作的时代较接近。[1]甲、丙两组简书相较，衡之以简丙到帛甲的时间距离，则甲组当是公元前400年前后流行的。

通过考察简书《老子》甲、乙、丙三组使用假借字、古今字的具体不同，我们发现甲、乙、丙三组的异文特多。甲、乙、丙三组异文现象特多，实与语言的历时性变化及个体用字的主观性特征相关。前者当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语言(包括文字)总是要在个体之间传达的，并在个体间与群际的沟通中体现出语言的社会性，语言与文字根本不可能脱离沟通作用与社会性的制约。所以甲、乙、丙三组简文的同读异文现象当是时代作用并受其制约的结果，从甲到乙，从乙到丙体现了一个历时性变化的过程。总之，我以为是可以从假字异文的不同，把甲、乙、丙区别为三个时期三种不同的抄本的，具体说来简甲比简乙，简乙比简丙早。虽然它们是三种不同的抄本，但不排斥后出者对前出者的因袭或偶然的扰乱现象。

既然竹简《老子》甲、乙、丙三者分组抄写的不同，乃是由于历时性的原因造成的，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因而我不主张以主题的不同作为竹简《老子》分组的历史实际原因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主张对竹简《老子》三组分别进行主题的概括，更不反对对它们进行总体的思想概括，这是另一码事情：承认竹简《老子》已被竹简整理者根据其竹简形制的不同而被分属成三组简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三组简文的主题概括是一回事；而有些学者根据主题的不同对竹简《老子》进行了主题概括，然后依此认为这就是竹简《老子》分组的历史实际原因则是另一回事。

总之，郭店简本《老子》三组在文本上有文字、用字、用词和个别语句上的差异，体现了三组抄写时间的不同，同时也说明它们分属于三种不同的本子。此外，甲组第32简和第39简有两个分篇符号，充分说明《老子》由上下两篇组成的说法是可靠的，证明《老子》一书的形成颇早，且甲组当是《老子》抄本的一个独立的传本，与乙、丙两组根本不相混淆。而如果上面认为甲组抄作最早，丙组抄作最晚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三组竹简分别所代表的三种《老子》本子，至少在流传上就有时间的先后了。因此可以推论，《老子》的诸种原始文本在战国早中期就已经经历了一个历时性演变的过程。

 二、从分章的不同论《老子》文本演变的过程

 竹简《老子》与帛书本、通行本(以王本为例)之间无论是在字词、句序、分章，还是在思想上都有较多的不同，但即在此不同中亦显露出文本间相互递嬗的痕迹，有一些重要信息值得我们分析。

《老子》从诞生，到发展为各通行本的篇章或章句结构，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演化过程。对比各本，我认为其总体趋势是愈来愈向今传本章次、章句的划分与连缀上发展，其中帛书的相关问题尤其值得注意。帛书分甲、乙两本，两本文句联属及分篇先后皆同。不过，乙本篇末有篇题和计篇之字数，分别作“德  三千  一”和“道  二千四百廿六”；又甲本有墨钉(或称小圆点)，乙本两篇皆无，似是抄写者有意去掉的。[2]甲本《德》篇纵行中间墨钉有18个，《道》篇则只有1个，且在篇首，[3]似乎抄手们从甲本《道》篇开始对表示文句关系的墨钉内涵已经迟钝麻木，忽视或者不能领悟其内在意义，或者是有一种类似于“时代精神”的力量影响，使墨钉在文本中的原有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空洞化了，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了乙本抄手手中，则索性连甲本《德》及《道》两篇的所有墨钉悉数祛除，似乎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前人思想的传承，对后人疑问相照及的一面。但是为什么帛书甲本行中尚存19个墨钉，[4]它们的真实意义或作用是什么?从帛书甲本到乙本的演变，抄编者最终将墨钉在重新编织的《老子》文本中悉数祛除，其内在的原因或主导观念是什么?这些是我们不能不作出回答或合理解释的问题。纵观《老子》文本编辑的总体发展过程，我认为从简本发展到帛甲本，帛甲发展到帛乙本，贯穿于其中的总体原则就是成篇成书的指导思想；从帛乙发展到西汉邻、傅、徐、刘四本，从这四本发展到以王弼本为代表的各通行本，贯穿于其中的总体原则就是在帛书乙本的编辑成果上，再现比较完整细致的章句划分，以满足老学系统中《经》、《传》、《说》日益发展而日益相分别、相倚重的需要，同时亦满足学人对文意的理解和文句记诵的需求。考察《老子》文本分章的变化以及帛书甲本墨钉的内涵，可能需要在这背景下展开。

帛书《老子》分篇成书的原则，在包括王本在内的各通行本都保留下来，但帛书《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各通行本则恰好相反。简本《老子》无分篇之说，只据竹简形制被整理者分为甲、乙、丙三组。帛书与各通行本的文句连缀顺序基本相同，只不过帛乙不分章，帛甲是否分章不太清楚，但有一些墨钉夹杂于其间，隔断了文本的连续性；通行本则在帛书的基础上大致划分为81章，其中有几章文本更换了位置，实则大同小异。简书是目前能见到的《老子》最原始本，按照竹简形制被分为三组，每一组又因为有缺简或文字上的残失，致使只被连缀成若干段。尽管如此，但仍可以看出其文本连缀几乎完全不同于帛书或通行本。不过简书与帛甲都有一些墨横或墨钉，它们在文本的划分或连缀关系中当有一些作用，而这些作用是什么呢?或许从其中可以看出文本变化或离合的痕迹，但这就是它们提供的唯一有价值的信息吗?

无疑简书的墨记符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比帛甲多得多，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随手点的短墨横或墨线，其作用相当于句逗号；一种是小黑方块，或作句号用，或作分段符号用，作句号用时竹简的书写密度几乎是照样进行的，没有较多的空白停顿，作分段(或分章)用时小黑方块符号后常空数字位置再书写，不过按通行本的章句划分来说，作句号用的小黑方块亦常常兼有分段作用；[5]最后一种是“以”字符号（或称勾识符号），其语义为“止”，即表示结束的意思，人们普遍认为它表示一个比较大的段落群的终结，具有属段成篇的作用。[6]但是三组简书只在甲组出现了两个“以”字符号，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单就甲组来说，它是楚简《老子》三组中保存得最为完全的，但即便在这组比较完全的《老子》抄本中，“以”字符号所应该包括的章数或语段却显得远为不足。因而甲组的简文有可能应当比目前所编的数量多一些，至于其具体份量实难估定。而如果两“以”字符号为分篇标记，合乎《史记》所云“著书上下篇”的符号要求的话，那么甲组当有数量不在少数的缺简。[7]同时这种作为分篇用的两“以”字符号，也是后来帛书本分篇抄写，编文成书的基础。

与竹简本相比，帛书中的这类墨识符号则单纯得多，也少得多，帛乙中甚至连一个圆点符号都没有，可能帛书中墨记符号的使用和减少都受到某种或一些观念的指导。而在此观念的指导下，帛书墨钉的独特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不能不作出回答。帛书出土后，人们普遍认为帛甲夹杂的圆点符号乃分章记号，然而为什么并不总是出现在同于通行本章段前后间的文字中呢?有不少的圆点符号是夹杂在同于通行本所划分的章段内部的，这亦是为了分章的需要么?此外为什么帛甲《道》篇只有篇首的一个圆点符号，帛乙则根本未见一个墨钉作分章之用?这无论如何仅用分章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反而恰恰可以推明在帛书两本编订的前提中，消去分章记号，重新编辑文本以成篇成书的观念相当流行：帛书的编者所要求的是以“道”、“德”命名的两篇趋向论文性质的文章。这就是在《老子》文本流传过程最根本性的一次观念变革和革命性的文本编辑实践。在此结论下，我们将举例说明帛甲文本中的墨钉内涵。

在同于通行本的第46章中，帛甲有两墨钉，分别位于“天下有道□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句前后；简书则无此句，只有此章的下半部分；帛乙在帛甲的基础上消去两墨钉，将此章文本完全合在一起；通行本则在帛乙的基础上将此章相对独立出来，而不是平滑、有机地接续在专论性的文本中。相对于简书来说，帛甲的两个墨钉具有间断文本连续性的作用，它们反映出墨钉中间及前后的文本原非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重新连接文句、编辑文本的操作过程中墨钉除有识别文本，保存文本活页的基本单位外，更多地是指向在努力探索文本内在联系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某种怀疑和疑虑。同样在帛甲同于通行本的第52章文字中，“没身不殆”与“塞其  ”间有一墨钉，表明抄写者虽然力图按照成书成篇的要求把它们完整缀合起来，但态度是审慎的：墨钉前后的两段文字是否能缀合还是一个问题。这一疑问在简书乙组中有所反映，“  其门”恰好在简乙中是一个语段的开头；在第13简简首前，当不接通行本“天下有始……没身不殆”一段文字。帛甲的墨钉并非无缘无故地随手点定的结果，一般是有文本继承上的划分根据的，在同于通行本第57、63、64等章前帛甲皆有一墨钉，以与前面的文字识别开来，而简书甲组也正是在相应各章文句前有小黑方块符号作标记的，这说明帛甲墨钉的点定是有文本依据的。帛甲的审慎态度还可以从一些例子看出来，举同于通行本第51章的一段文字来看，帛甲句首与句中各有一墨钉，尽管两墨钉后面各自所属的语句在意思上相近或相关，甚至句式也比较一致，但帛甲的抄手还是点上墨钉，审慎地将它们识别开来。仔细想来帛甲将两段文字拼合在一起是根据文本的内在关联进行的，是以文本的内在合理性为指导原则的，但抄手又给它们之间加上墨钉的识别记号，则表明这两段文字原非在底本的一处：加上墨钉，盖重在表疑问和审慎也。^[34]但是墨钉的使用，并不能掩盖帛甲重新编辑《老子》文本的真正意图：把《老子》编辑成一部以两篇专论性文章为基础的真正意谓上的书，而不是一片一片、局部段落的格言哲语的集合。对比帛甲与简书，帛甲《道》篇与《德》篇，帛乙与帛甲在墨记符号上的使用，文句的组合，以及篇章的构成，就可以看来比较清楚了。从简书到帛甲，墨记符号减少了，文句的连缀增多了，而逻辑关系的使用及句式的固定化，使文本联系至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