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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論邏輯學的認知轉向與實現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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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8 01: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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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il.ccu.edu.tw/chinese/lecture/doc/Shier_Ju(Traditional_Chinese).doc (DOC) &nbsp;<br>論邏輯學的認知轉向與實現途徑. 鞠實兒. 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 廣州,510275. hssjse@zsu.edu.cn ... 的歷史,他區分了6種邏輯類型:第一種是起源於Aristotle的形式邏輯的古典類型。. 第二種是所謂的擴展的形式邏輯,它由王港邏輯的作者(1662)和Lambert(1764)在 ...phil.ccu.edu.tw/chinese/lecture/doc/Shier_Ju(Traditional_Chinese).doc - 51k <p>論邏輯學的認知轉向與實現途徑<p>鞠實兒<br>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br>廣州,510275<br>hssjse@zsu.edu.cn<p><p>1邏輯學是什麼<br>邏輯是什麼,與邏輯應該是什麼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本節主要討論前一個問題。<br>根據Scholz()的看法,從邏輯學史的觀點看,只有一種邏輯的看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同上p.7);邏輯是一個多義詞,它表現為存在多種邏輯類型(同上p.7&#59; p.83)。為了清楚地表述邏輯的歷史,他區分了6種邏輯類型:第一種是起源於Aristotle的形式邏輯的古典類型。第二種是所謂的擴展的形式邏輯,它由王港邏輯的作者(1662)和Lambert(1764)在Aristotle形式邏輯系統中加入與之完全不同的新東西而成,這些新東西便是方法論,語義學和認識論;值得一提的是,後者是最先將邏輯學看作思維規律的理論的學者之一(Scholz,p.17&#59; p.86)。第三種是Scholz所稱的非形式邏輯。在這裏,邏輯學實際上它被界定為:最廣義的獲得科學認識的工具的理論中,而非形式邏輯便是邏輯學中除去形式邏輯後所剩餘的部分;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Mill,他將歸納法引入邏輯學理論(同上p.19-21);引人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Scholz已經引入“非形式邏輯”這一學科分類;當前,這一學科正在迅速發展。 第四種類型可稱為歸納概率邏輯(同上p.23),如果當時Scholz對它是否應當被列為一種邏輯類型尚有疑問,這在今天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Ramsy ()證明經典命題邏輯的語義理論是概率語義的特殊情況,從而在概率論框架內擴展了經典邏輯;更重要是,標準的邏輯教材已經將它納入其中(Copi和Cohen,1994);現在,這一類型的邏輯已包括了統計推理和決策邏輯等成熟的理論,並在向非經典方向發展。第五種可稱之為思辯邏輯,它的代表是Hegel和kant;在前者看來,邏輯是關於自在自為的理念的科學,主要涉及到本體論和認識論(p.51, 參見同書p.VII);後者主要研究判斷的認識論內容。最後一種就是起源於Frege和Russell的形式邏輯的現代類型;包括經典數理邏輯及其擴展系統,如模態邏輯系統等,和非經典邏輯系統。儘管存在六種不同的邏輯類型,如同包括Scholz在內的幾乎所有邏輯史家所肯定的那樣,在Frege之前,第一種邏輯類型是邏輯學的主流理論;在Frege之後,它的主流地位被第六種邏輯類型替代成為;後一歷史事件就是邏輯學的數學轉向。<br>上述邏輯類型就是歷史上“邏輯”一詞覆蓋的主要對象。它們由於包含不同的內容而相互區別。但是,它們之間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徵,使得我們有可能利用這些特徵給出邏輯學的一般性定義,對上述邏輯類型作統一的描述?結論是:不可能。事實上,這些不同的邏輯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內容:關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理論;方法論原則、某些認識論理論和本體論理論;因果關係判定方法和歸納概率理論;經典和非經典邏輯。假定存在這樣的定義,上述內容必定滿足定義;那麼,與這些內容類似的理論,例如:某些科學方法論理論,分析哲學理論,甚至思辯哲學的理論都將被認為滿足定義。 但是,這些理論習慣上不被認為是邏輯學。因此,我們不可能得到所要求的定義,由這些邏輯框架確定的邏輯學是一個家族類似。<br>邏輯學家曾經試圖給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邏輯學定義。 現在,我們要論證的是:目前最為流行的兩個邏輯學定義即使在較窄的範圍內也是不恰當的。<br>定義1邏輯學是關於(有效)論證的理論。<br>第一和第六種邏輯類型包含一個關於有效論證的理論;因此,定義1給出第一或第六種邏輯類型的必要條件。但是,嚴格地說他們均不滿足定義1。因為,第一類型中有關於概念和判斷理論,第六類型中有關於形式語言語法結構理論;這些理論本身不是關於論證的理論,儘管它們對於闡述論證的性質和原理必不可少。所以,定義1對於描述已知邏輯類型而言過於狹窄。或許我們可以在定義1中添加那些對論證的理論而言“必不可少”的東西,從而通過修改定義1來挽救它自己。但是如何劃定“必不可少”?例如:B對A必不可少, C對B必不可少的,C對A是否必不可少?或許可根據直觀選定某些必不可少的東西,但是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無法在衝突的直覺之間作選擇,因此,如何劃定“必不可少”依然是一個問題。儘管如此,定義1給出了歷史上主流邏輯理論的一個典型性特徵。<br>定義2邏輯學是關於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br>若懸置“思維”和“認識”等詞的哲學分歧,寬泛地說,第一至第六邏輯類型都有一些部分滿足定義2;例如:概念和判斷的理論,以及信念邏輯等;但是,定義2無法將邏輯學與心理學,尤其是高級認知心理學相區分;因此,它過於寬泛。另一方面,第四和第六邏輯類型中除去描述命題態度的形式特徵的邏輯系統外,像時態邏輯和量子邏輯這類具有本體論直觀背景的邏輯系統,以及基於概率客觀主義解釋的統計推理理論,它們都討論客體的性質,無論如何不滿足以上定義2;因此,它又過於狹窄。不過,只要我們研究一下Boole, Hilbert和Turing的邏輯思想,就不難發現定義2確實表達了在一些邏輯學家心目中邏輯學應該具有的性質。<br>再次,我們試圖避開邏輯學的內容,從理論表達的形式特徵出發對它下定義。對上述各種邏輯類型的理論稍加分析不難看到:第一、第二、第三類型邏輯理論在討論概念、判斷和方法論等內容時,主要採用自然語言;在討論推理規則時,引入符號語言,但一般不採用形式公理化方法。第四類型理論主要採用通常數學理論的表達方式。第五類型採用思辯的表達方式。第六類型主要採用起源於Frege和Russell的形式公理化方法;近年來,人們開始採用代數方法表達邏輯學形式公理系統()。顯然,我們無法從中抽取出只有邏輯學才有的表達方式。<br>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引申出如下結論:<br>(1)如同“遊戲”一樣,我們無法給“邏輯學”下一個相應相稱的定義。通常流行的所謂邏輯學定義,只是給出了主流邏輯理論的典型特徵,或描述了學界大致認同的看法;這些性質對於邏輯學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恰如“令人感興趣”這一性質相對於遊戲。<br>(2)由於沒有一個合適的定義可用來概括不同的邏輯類型,“邏輯學”一詞便沒有單一的語義,便無法指稱同一種類的物件;它本身只是一個多義詞,指稱不同或不通約的邏輯類型(類似的看法可參見Scholz, 1931/1977, p. 7和p.83);主流邏輯類型不排斥其他邏輯類型的存在。<br>(3)應該根據某理論與典型的邏輯或主流邏輯的相似性對它是否被稱為邏輯作出斷定。<br>(4)最後,由於在已有邏輯類型的基礎上無法給出一個相應相稱的邏輯學定義,使得“邏輯學”一詞指且僅指這些邏輯類型。因此,已有的邏輯類型便無法借助定義排除新邏輯類型,即總是可能出現不能歸入已知邏輯類型的新邏輯類型。而新邏輯類型的出現將擴充邏輯學家族的成員和“邏輯學”一詞的含義,例如:在邏輯史上,數理邏輯的誕生便起到了這樣的作用。<br>2邏輯學的認知轉向<br>從歷史的角度看,同時並存著多種不同的邏輯類型,它們有各自的演變過程;而“邏輯”本身是一個多義詞;這表明:從“邏輯學”一詞的用法看,可自然而然地承認邏輯學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在這種邏輯多元主義的背景下,我們可定義邏輯學發展方向的轉變(簡稱邏輯學轉向):假定存在一個邏輯類型,它或者是新的或已知的。如果它取代另一邏輯類型而成為被關注的主流,則稱這一歷史事件為邏輯學轉向。我們之所以稱它為轉向,而不是變革或革命;這是因為:轉向無意消滅某個邏輯類型;正如在多黨制下,執政黨的變更並不取締在野政黨。<br>如所公認,邏輯學史上第一個主流邏輯類型是Aristotle 邏輯。它的主要任務是給出推理的規則,人們應用這些規則就能從已給定的一些公理得出科學定理(Scholz, p.10);從現代的觀點看,它的核心部分是詞項邏輯。Kant認為:由於Aristotle已經窮竭了邏輯學的要點,邏輯學既不需要變化,也不需要新的發現(參見Haack, 1996, p.26-27)。但是,不到一百年後,Frege就引發了一場邏輯學的轉向。Frege認為,清晰地描述數學的表達和推理方式,為數學奠定基礎是邏輯學發展的基本目標。作為追求上述目標的結果,人們給出了一系列以“數理邏輯”一詞標記的邏輯系統及其元理論。這類基於數學 (方法) 的邏輯的核心是形式公理系統。它的研究目標、理論內容和表達形式等完全不同於Aristotle邏輯;作為形式邏輯的現代類型,它取代了作為形式邏輯古典類型的Aristotle邏輯,在上世紀初開始成為邏輯學研究的主流。這是邏輯學在歷史上發生過的第一次重大的轉向,即邏輯學的數學轉向。<br>不爭的事實是: 離開數理邏輯就不可能有當代邏輯學,以及當代數學中的一些重要組成部分&#59; 離開它更不可能有現代電腦理論。但是, 數學只是人類知識的一部分, 數學的表達方式只是人類所擁有的許多表達方式中的一種。正如當今非經典邏輯所表明的那樣,採用經典邏輯對其他領域的知識進行表達和推理是不恰當的。因此, 邏輯學本身要求它繼續尋找新的發展方向。令人驚奇的是:從一開始起,這種新方向的萌芽就隱藏在經典邏輯代表人物的著作中。<br>在Boole (1855,p.212)看來,“‘邏輯’一詞在根本的意義上是指思維規律的科學。”不僅如此,他(同上,p.227)還認為,“關於思維規律的性質,在所有的邏輯中顯示智力的程式可表示為由思維的基本運算構成,通過這些運\\算一些概念組合而成新概念,概念的比較形成由命題表達的判斷,從給定命題推出其他命題。”Boole(同上,p.211)的工作揭示了這一事實:“在邏輯學中,思維的形式規律與代數相同。”不過,儘管兩者相同,“它們各自獨立地被決定,它們之間在形式上的任何一致只能是通過實際的比較後天建立起來的。”(1854, p.6)在這裏存在兩個問題:(1)如何保證這種比較是正確的;換舉話說,Boole所指的代數事實上是否描述了思維規律。(2)如果兩者事實上一致,則必有共同之處;那麼,它們是什麼。<br>目前,理論背景與科技進展正促使邏輯學經歷另一次轉向。<br>在資訊時代上述觀點又被賦予新的含義。19-20世紀之交面向數學基礎問題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為電腦科學及其應用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現方法。電腦科學的發展使得人們有理由認為:對於任何一個知識領域,只要嚴格地給出它的表達方式和推理方式,我們便可利用電腦解決它的一些問題。從邏輯學理論到工程應用一度是漫長的路程, 現在已變得只有一步之遙了。在這一觀點的支援下,20世紀中後期電腦科學的發展進入了知識處理和智慧模擬領域。構造邏輯系統描述(高級)認知過程的特徵;利用它們進行知識表達與處理和研製新型軟體, 這已成為邏輯學研究的主流方向。另一方面,數理邏輯尤其是Turing機理論的發展,啟發人們用電腦隱喻來理解人類的資訊加工過程,這為用心理學實驗技術研究人的推理提供了條件;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終於有可能用實驗手段來判定:人是否採用某些邏輯規則和模式進行推理,這使得人類第一次有能力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思維(高級認知過程)的形式與規律。<br>相應於上述兩個方面,對高級認知過程邏輯結構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向上進行。(1)認識邏輯方向:所謂認識邏輯是指在對認識論概念分析和對認識過程直觀理解基礎上構造起來的邏輯系統;例如:知道邏輯和非單調邏輯等;雖然這類邏輯往往具有電腦背景,但是它們的直觀基礎來源於哲學思辯。(2)心理邏輯方向:所謂心理邏輯主要是指在對人類高級思維的心理學研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邏輯系統;例如:Johnson-Laird 的心智模型理論,S.Braine 和O’Brien 的心智邏輯,和Yang的心智元邏輯理論等;這類理論的立足點是實驗結果。<br>我們統稱這兩類邏輯為認知邏輯。目前居國際領導地位的邏輯學家及其合作者正有意識地運用哲學, 認知心理學和相關學科對人類知識性質的研究結果, 建立新的邏輯系統,例如:智慧體(Agent)的邏輯結構。與此同時, 一系列尚待解決的新問題和急需研究的新領域也不斷突現。人們在上述方向上已取得的成果和未解決的問題已是邏輯學家所關注的熱點,這一切暗示著邏輯學正在經歷它誕生以來的又一次重要的變化:邏輯學的認知轉向,<br>所謂邏輯學的認知轉向(鞠實兒,2001)是指:從起源於Frege的以數學基礎研究為背景的邏輯學,轉向構造認知過程的規範性或描述性模型的邏輯學。這將引起邏輯學領域中的變革。認知轉向的目標是: 給出知識獲取, 知識表達以及知識的擴展和修正的方法和模型。我們將這類邏輯稱之為基於認知的邏輯。它與數理邏輯的區別在於: <br>(1)它不僅研究科學知識, 更注重研究其他領域的知識處理問題,例如:常識的獲取,表達和推理;注重研究與知識, 表達和推理相關的認識論, 心理學和語言學等方面的問題。<br>(2)它不假定我們關於物件領域中的邏輯全知者,將知識相對於世界的不完全性視為知識的重要特徵,關注研究知識的不確定性和知識的變化方式。 <br>(3)它不但不信奉Frege的反心理主義,反而從Boole、Turing和Hilbert的立場繼續向前,與認知心理學家結成同盟,在實驗基礎上研究人類思維的形式與規律,心理學家終點就是我們邏輯學家的起點。<br>(4)它並不強求在形式公理系統中表達邏輯系統。一方面,形式公理方法在表達智慧行為時具有一系列局限性(參見Wang);另一方面,數學表達方式,例如:代數系統,也是相當完美的。<br>(5)它將邏輯學形式公理系統內句法相對於語義的可靠性(Soundness), 非形式公理系統的推理或論證的有效性(Validity)和邏輯系統相對於世界的表達恰當性(Adequacy)作為評價邏輯系統的主要標準; 這使得它在上述標準得到滿足的條件下,願意接受一個不完全的系統。 <br>3認知轉向的實現途徑<br>Quine (1951/1990,p. 37)提出了整體論的知識觀,根據這一觀點:知識系統(物理學, 數學和邏輯學)的邊緣與經驗的衝突引起對某些陳述真值的重新分配, 按照這些陳述與其他陳述的邏輯的關係, 或許改變後者的真值,或者改變邏輯關係本身;包括邏輯定理在內的任何陳述都無法免於修正。隨後,Haack(1996)進一步批判了邏輯絕對主義,論證了邏輯的可修正性;在此基礎上為邏輯多元性進行了辯護。鞠實兒(2001)則證明:正如在為歸納邏輯辯護時所遇到的那樣,對演繹邏輯不存在整體辯護,所有的辯護都是局部的;不同的邏輯會有不同的應用領域。這表明不同的邏輯類型可以有他們各自的合理性。<br>新的研究方向要求採用新的方法。 這一方向的工作路線是: (1) 通過哲學思辯對人類認知過程作直觀理解,例如:“知道”概念的邏輯結構分析,和計算的Turing機模型; 或在實驗的基礎上分析人類思維邏輯模型。(2)利用邏輯的或數學的方法構造反映認知過程的邏輯系統。(3) 構造基於上述邏輯系統的自動推理系統, 為研製具有知識表達與處理功能的軟體提供方法。<br>通過思辯,我們有可能建立起滿足各項已知條件的規範性的認知模型,例如:決策邏輯中的最大期望效用公式,或知道邏輯的公理;同時也有可能建立起關於人類認知行為的描述模型,例如:心智邏輯,或典型性原則。進一步的問題是:人類確實是按照我們認為是合理的規範性模型進行推理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便可依據這些模型預測和控制人的思維。反之,我們便有必要去分析究竟是我們的模型出錯,還是人類系統地出現認知偏差。對稱的問題是:我們的描述性模型是合理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得到一個既合規範又具描述性的認知理論。反之,我們便有必要去分析如何糾正人類中出現的偏差。於是,我們便有如下規範與描述互動的研究方法 <br>規範與描述互動的研究方法 <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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