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故里这个历史地理课题上，不知”涡阳说“”谯城说“是有意还是无意，总爱用静止的观点来看问题，完全忽视古今地名的变化，坚持用今天的地理观念去匡比古代的情况（古有愚昧的刻舟求剑，今有”聪明“的”求剑造舟“——编者注，下同）。
有的认为今鹿邑与亳州相距不到60华里，古代地广人稀（注：其实是小国寡民），鹿邑东部不可能存在谯县故城、苦县故城、相县故城、今鹿邑县城等四个古代城池。这就是其“静”观历史的结果。（不信史料信想当然，实则刻意为之）
研究历史不同于搞设计，仅有空间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时间概念，这样才能形成三维空间。
在从春秋到元代2000多年的时间段里，在东西60多华里的土地上（暂按一条直线），先后出现4个名称不一的县城实不足奇。相县、苦县、真源县（今鹿邑东部）实际上不同时期存在的同一个县，管辖方位都是今鹿邑东部一带，只是县城有所迁移而已。
从春秋至今，也先后出现四个管辖范围不同的“鹿邑县”：
第一个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县”，管辖范围大致在今鹿邑西部一带；
第二个是隋朝至元初的“鹿邑县”，管辖范围大致在今鹿邑西部和郸城西北部一带；
第三个是元代至元二年（1265）至民国时的“鹿邑县”，管辖范围包括今鹿邑全境和郸城中北部一带；
第四个是今天的“鹿邑县”，仍然管辖着古代的老子故里太清宫。
从南北朝至清朝，“亳州太清宫”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由于明代以前老子出生地太清宫一直隶属于亳州，也是亳州境内唯一的太清宫，所以，该太清宫就被称为“亳州太清宫”，隋唐时期也称“谯郡老子庙”、“谯郡老君庙”（注意：不是谯县老子庙）。
这些地名变化在史界本系平常，但因鲜为常人所知，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今人”拿来做文章。”谯城说“认为，既然亳州太清宫是老子旧宅，亳州是谯城区的前身，那么老子就应该是今天的谯城区人——完全不顾古今“亳州”辖境的变化。（照此歪论，李白出生在碎叶城，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就可以说诗仙是吉国人了）
涡阳、谯城两地在争抢闹剧中，也总爱把鹿邑偷换成武平，拿元代合并前的鹿邑来代替今天的鹿邑，使那些不了解鹿邑历史的朋友还真的以为鹿邑不是老子故里。
明代至清初，涡阳天静宫与鹿邑太清宫争老子出生地时，从未有人对涡河改道提出质疑，因为那时涡水故道、谷水故道尚在。现今涡水和谷水故道湮绝了，很难找到物证了，于是，有些人就对此提出了质疑——即使拿出确切的史书记载也不予采信。让人不得不怀疑其考证工作的真实动机。（装睡的叫不醒，见了棺材也不掉泪，没辙）
央视六套与中国社科院联合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1、用近代方志否定唐代国史对真源县在鹿邑的记载。真源县是唐高宗李志在泰山封禅后改的县名。在清末的《涡阳县志》黄佩兰本云：“李先芳《重修玄帝庙记》据旧志义门集即唐之真源县，以近老子天静宫故也”（李先芳是明嘉靖年间亳州知州）。这段话成为今天的“涡阳说”者证明义门集即唐之真源县的“有力”证据。
只不过这又是一个视而不见、断章取义的套路。
事实是，李先芳对天静宫考察后，在《亳州志》卷四上如是记载：“近指天静宫为苦县、义门镇为真源，恐未然”。意思是说：近来有人说天静宫是古代苦县，义门镇是唐时真源县，事实恐怕不是这样。
李知州的“恐未然”，是因为唐代国家史书《元和郡县图志》对真源县有明确记载：
“真源县，望。东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春秋时属陈……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祠，县东十四里……李母祠，在县东十四里”；
“城父县，上。西北至（亳）州七十九里。春秋时陈国之夷邑……涡水，西北自谯县界流入”。
而千百年来，真源县在今鹿邑县早已是史学界公论，在央视六套与中国社科院联合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第51集中，明确指出：“公元666年，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赴老子故里亳州谷阳县……将其改名为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建立祠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
但在“涡阳说”者的眼里，这些唐代同时代的国家史书明文记载算什么？中国社科院的定论又算了什么？我一百年前《涡阳县志》就是“有力”证据。
只是这种刻意否定国家史书和业界定论，把真源县与八杆子打不着的涡阳县生搬硬套在一起，至今还在政府平台上明目张胆宣传的可笑行为，还能丢人丢到什么时候？
央视六套与中国社科院联合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涡阳说依据的主要史料是《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江南通志》《中都志》《亳州志》《涡阳县志》，这些史书仅就成书时代而言，均是明清以后的产物；就史书类别而言，也非国家官修正史。
《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向来被史学界称为粗率之作，《江南通志》《中都志》《亳州志》均为地方志，《肇域志》为别史。这些史书怎能与《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诸多明代以前的国家官修正史，及北魏《水经注》、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等国家地理总志同日而语？！
考证历史，凡国史、方志中有记载的则先以国史为准，次以方志为准。就年代而言，应以最早的为准——虽然不是原始记录，但毕竟是最早的记录。然而，涡阳、谯城两地则反其道而行之反：以近否古，凡对已不利的史料都是错的，包括《史记》，岂不令人怀疑其考证的真实动机。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感慨：明清时期的”涡阳说“者编造的“史料”成为今人的“有力证据”，今天的”涡阳说“者编造的“史料”可能也会成为若干年以后有些人的“有力证据”，如此循环往复，似无尽头。
只不过，谎言百遍终究还是谎言。那些所谓的“史料”始终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在利用“逆推法”来考证时，中间所缺环节太多，因而最终都是徒劳的，都会被戳穿的。
“涡阳说”还有一个“绝招”是偷换古今字，即把榖阳和谷阳两个不同的地县名，以简化字予以混淆，将鹿邑的古称“谷阳”偷换成自己想要的“榖阳”。
新中国汉字简化后，“谷”、“榖”、“瀔”三字都写作“谷”。于是，涡阳说者就依据《新唐书·地理二》“宿州”条下所载的“贞观八年增领谷阳”来证明涡阳就是谷阳。
其实，这一句的“谷阳”在古版史书一律写作“榖阳”，是西汉所置的县，今天已经讹为固镇县（属安徽省蚌埠市）。
《水经注·卷三十·淮水》：
“涣水又东迳榖阳戍南，又东南迳榖阳故城东北，右与解水会。水上承县西南解塘，东北流迳榖阳城南，即榖水也”。
文中的“榖阳城”即此。而老子故里的“谷阳”县则是东晋咸康三年所置的县，二者并非同一个县。
《新唐书》“宿州”条下对“榖阳”的历史沿革记载很明白：
……“宿州，上。元和四年析徐州之苻离、蕲、泗州之虹置。
……武德四年以夏丘、榖阳置仁州，又析夏丘置虹及龙亢二县。六年省夏丘。贞观八年州废，省龙亢，以虹隶泗州，榖阳隶北谯州。
……蕲、上。显庆元年省榖阳入焉。临涣。紧。武德四年以临涣、永城、山桑、蕲置北谯州。贞观八年增领榖阳。十七年州废，以临涣、永城、山桑隶亳州，榖阳、蕲隶徐州。元和后来属”，
这就是说，此榖阳县在贞观八年（634）隶属由临涣、永城、山桑、蕲四县构成的“北谯州”（注：并非亳州、谯州、谯郡）；贞观十七年北谯州废后，西部与亳州相邻的临涣、永城、山桑三县划归到亳州。东部的榖阳、蕲两县则划归到邻近的徐州（如果榖阳在山桑或临涣以西的话，肯定也会就近划入西部的亳州）。
显庆元年（656），榖阳县又省入蕲县。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析徐州之苻离、蕲、泗州之虹置”宿州，原榖阳辖境随蕲县归属宿州。此后，临涣县也在元和年间由亳州划归到宿州。这个“榖阳”在显庆元年就已经废入蕲县，作为县的名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辖境先后隶属于仁州、北谯州、徐州、宿州，但从未隶属于亳州。
固镇县所辖的这个“榖阳”故城，在今蒙城县坛城镇（山桑故城）、宿州蕲县镇（蕲县故治）的东南，与坛城相距140华里左右，与蕲县相距70华里左右，与今涡阳县根本就沾不上边。
”涡阳说“者拿使用简化汉字的史书来做文章，以此证明今涡阳就是老子故里之谷阳的的做法，无论怎样生拉硬拽也是说不通的。
”涡阳说“者还抬出治淮委员会近编写的《淮河水利史论文集》所载的《淮河流域近两千年城市洪水灾害的地域分布和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陈玉琼、高建国合编）一文来考证历史，得出了”鹿邑县城一带，从未发生过水灾，更不要说涡河改道了”的荒唐结论。
且不说涡河改道的结论是否与史相符，仅就“鹿邑县城一带，从未发生过水灾”这个结论，就不难想象这个推论的荒谬了。事实上，自唐朝贞观元年至1979年，鹿邑境内共发生水灾333次，平均每四年一遇。（真不知这股满嘴跑火车的劲头是从哪里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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