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与自然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玄学三辩题中最具社会现实意义的课题。有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主张“存名教而不废自然”的；有认为名教背离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也有认为“名教即自然”，因而完全抹煞名教与自然之间可能出现的分裂鸿沟的。这些都反映了魏晋玄学家们对社会教化与社会体制的不同态度，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看法。
   所谓的“名教”也就是使社会各色人等完成角色定位，使社会维持于某一存在形态的礼教，由于它教导人们依礼而“名”，促使人及人群社会趋于某一“名状”，所以又称之为名教。所谓的“自然”在此特指人群社会在某种情势下的自组织稳态。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即社会教化与社会的自组织稳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有可能面对的问题，也是儒、道两家于此可以展开某种交流与对话的接触点。
       就老子道论而言，老子显然更崇尚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洒脱豪迈。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圣智仁义的相对贬低以及他对“大丈夫”气慨的激赏之中。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子思想既有其洒脱豪迈的一面，也有其和光随俗的一面；他的“去彼取此”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德相较取其上的相对选择，并不是对儒家的“激俗而故反之”的针相对抗。要知道：礼并不致乱，执成礼而治新世才乱；前识并不愚，恃前识而上新途始愚。老子虽贬礼，但并不见得就反礼；虽主张抛开前识，但并不见得与前识有什么深仇大恨。他的“故令有所属”“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乃是因为走向某一更高境界的超越，贬低圣知仁义是一种超越性的贬低。“以丧礼处之”、“乐其俗”的说法说明了老子对礼的沿用，“名亦既有……”之说则表现了对名教的现实必要性的某种让步。这些都说明了老子对名教的和光随俗。可见，兵为不祥之器，但仍有“不得已而用之”之时，当“太上”之世遥不可期，每下之愈况须要愈下之药以施治的时候，名教并不是必然抛弃的。无为者无所执，老子道论具有不去强化任何名教的倾向，但自然者有所然，它会对名教作有保留的让步。由于“自然”的前提是柔弱、善下，而“人之道”并不总是如此，因此，道者仍然必须去推行一种“不言”的教化，这种教化仍将是一种宽容的“名教”。就此而言，让名教出于自然，避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突变，让社会沿着“能敝而新成”的轨道运行将会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理想、共同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