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断章害义，就是在引用史料时，撇开全文不谈，仅仅摘出其中的几句来加以附会，完全歪曲史料作者的本义。（与上述几大套路伎俩相比，可谓一脉相承，一样的配方——编者注，下同）
1.对《水经注》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在引用《水经注》时，只摘出“涡水处其阳”、“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老子生于曲涡间”等几句，而对涡水过老子庙后须先经相县故城南、再经“谯县故城（今亳州城）北”等地方才能流入到涡阳城北却避而不谈，原因是害怕人们识破真实的老子故里在谯县故城以西，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谯县故城以东。
更为恶劣的是，对“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等记载更是讳莫如深，原因是天静宫之东自古就没有涡水流过，与郦道元所载明显不符。
2.对《老子铭》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引用边韶《老子铭》时，只摘出“老子，楚相县人也……涡水处其阳”一句，而把中间的“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16个字以省略号代替，目的是为了把苦县的前身——春秋楚国相县与淮北的战国相邑加以混淆，利用涡阳距后者相对较近的地理位置，依傍后者把涡阳假造为老子故里。
3.对《亳州志》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在引用乾隆《亳州志》卷三修志者按语时，只引用一句“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而把此句之前的“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完全省略，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亳州志》来否定鹿邑，把天静宫由李母感星之所强附为“老子出生之地”。
4.对《鹿邑县志》的悍然摘录。“谯城说”者在引用《鹿邑县志》对太清宫历史沿革的记载时，竟公然把原文“唐名紫极宫”中的“唐名”二字略去，目的就是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为所谓的鹿邑“假造”老子出生地的谎言编织证据。
（一）对魏文帝诏书的歪曲
1.《老子故里考》的引用事件
公元190年，魏文帝回老家谯都前后，颁布了一个著名的诏令，即《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后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中对此进行了引用，但名称却谓《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此是佛教典籍中的标题，在道教典籍中的标题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在老子庙前的石阙上所刻标题也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不知以研究道学为长的教授偏以佛教名称引之？）
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里对所谓老子故里进行“考证”时，公然对《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原意进行歪曲，他说：
“魏文帝曹丕曾到苦县赖乡察看。他并没有被赖乡的老子生地说吓倒，下令豫州刺史宣告吏民不得‘妄往祷祝，违犯常禁’。曹丕指出，‘此亭当路，往来者辄往瞻视’，道出了赖乡老子祠影响大的客观原因”。
没看过原文的人，很容易被孙教授的这段话误导，得出“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但查阅魏文帝的原文，本义却与孙教授说的完全不同。原文如是说：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劈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安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翻译成现代文，大意其实是说：老子是古代贤人，但不能位居孔子之上。不知鲁郡（曲阜）的孔子庙修好没？汉桓帝不以儒教冶天下，事事拜祠老子祈福，实在是笑话。（父亲）魏武帝（对祠老信鬼神这种风气本来是禁止的），但他又认为老子是贤人，就没有拆毁他的房屋。我（曹丕）也是这种观点，继续将老子庙保护起来，并进行了修缮，供路人来往休息并参观。前日我路过此地，发现一些问题，必须进行整顿，即： 对贤人可以尊重，但老子庙不准被小人利用，严禁当作“神”来立祠祷祝……
孙教授这种置事实而不顾，肆意断章取义的论述，很显然是想把人们引导到“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上来。（不知教授是否受命捉刀成文，但作为被世人尊重的资深专家真不该有此瑕疵）
2.《诏书》产生背景分析
自汉桓帝在苦县公开祠老子后，道教更为盛行，但道教太平道首领张角却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秘密活动，发动了黄巾大起义。曹操把黄巾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曹氏政权已坐拥天下，但因害怕别人故技重施颠覆自己，所以，对神仙之事讳忌尤甚。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光和末，（曹操）迁为济南相，禁断淫祀，姦宄逃窜，郡界肃然。”注引《魏书》曰：“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淫祠由此遂绝。”
可见曹操对诱发黄巾起义的道教采取了强硬措施，所到之处，“皆毁坏祠屋”，若非老聃是贤人，苦县老子祠也难以幸免。
魏文帝与曹操观点类同，称帝后重视儒家礼教，认为老子只是古之贤人，位居圣人孔子之下，对贤人可以尊重，但不准当作“神”来立祠祷祝，禁止民众从事“奸邪鬼神”已成“常禁”。但因该老子祠位于官道旁边，行人总爱前往瞻视，而楼屋损坏严重，所以才令人修整。
但当他登基三年，再返谯都路过苦县时，看到这个幸存下来的老子祠经过修缮非常规整，不断有人瞻视，十分害怕这个老子庙会被小人利用，故下诏严加防范。黄初五年又下诏在魏国全境严禁民间祭祀活动，诏曰：
“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见《三国志 魏书二 文帝纪》）。
显而易见，魏文帝下诏禁止“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并非是针对苦县老子祠的，魏国全境莫不如此。从汉桓帝祠老至魏文帝时期，老子祠经受几十年的旺盛香火，声誉鹊起，附近修建官道乃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此亭当路”的原因。
3.《诏书》却旁证了时老子祠就是老子故里
魏文帝虽认为老子“未宜先孔子”，但一句“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道出了苦县老子祠的确就是老子出生地——因为“鲁郡”是孔子的故里，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壬午曾下令“鲁郡修起（孔子）旧庙”，把孔子与老子对比到一块，由孔子故里自然就联想到老子故里，这一句的潜台词很明显就是“陈郡老子庙已整修一新”。
此诏“不毁其屋”中的“其屋”二字也说明这个老子庙就是老子故宅。这些都说明今鹿邑太清宫在三国时仍被人们视为老子故里。而涡阳天静宫始建于北宋，北宋之前没有任何关于涡阳天静宫的记载，并非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因路途不便才被人遗忘。
天静宫所在的城父和临涣县（铚县）历史悠久，是安徽地区可考的早期县之一，历史上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天静宫临近的下城父与城父并称，也是个繁华的聚落，素有“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称誉，如果北宋之前那儿的确有天静宫存在的话，肯定是隐瞒不住的。
因此，三国时期涡阳县闸北镇、张老家乡一带绝对没有老子庙存在。但这也许正是天静宫所幸运的。以三国时的历史背景，以魏文帝这样的治国理念，如果天静宫在三国时就开始象北宋时那样自封为老子“感星之所”、象元代时那样假造老子生地，魏文帝就不仅是下诏禁止吏民前往祷祝了，肯定还会下令拆除庙宇、毁坏祠屋的。
（二）对张守节著作的歪曲
“涡阳说”在引用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对老子里籍的解释时，丝毫不提“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这句话，却紧紧抓住“相近”一词大作文章（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歪曲作者本意，就是认为涡阳与西汉的诸侯方国楚国都城彭城相近，鹿邑相对较远，因此，苦县就是指涡阳。
众所周知，“远”和“近”只是相比较而言，在元代以前，老子故里尚未有任何争议，苦县的位置也未有任何争议，不存在真源与城父或临涣争老子故里的事情，所谓的“相近”，绝非是《史记正义》作者在比较真源、城父（或临涣）两地与彭城远近后得出的结论。当时《史记正义》作者心目中的苦县位置只有一个，在与全国总体情况作比较的情况下，今鹿邑完全可以称得上与彭城“相近”。
西汉郡国废设比较频繁，司马迁编修《史记》时，吴楚七国之乱已经平息，虽然当时楚国辖境已经缩小，但具体变化史书未载。
根据1986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竹简推测，《史记》成书前，直属汉廷的沛郡并未设立，沛郡可能仍是楚国的一个支郡，仍隶属楚国，而苦县就在沛郡与淮阳郡交界一带（《鹿邑县志》记载此时苦县隶属沛郡）。
《史记正义》的作者怀疑苦县这时隶属楚国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绝对没有排除今鹿邑一带就是苦县，也没有怀疑古代苦县在谯县以西，更没有认为城父一带就是苦县。
退一步来说，如果按“距离彭城远近”这一标准来确定古代苦县的方位，即使按今天的版图，再选10个县区也轮不到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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